半个世纪以来肝癌研究发生了很大变迁,概述了主要变迁和今后趋势。（1）肝癌高危险因素已变为HBV与HCV感染、环境因素、生活方式、代谢内分泌和遗传因素,由此须调整预防措施。（2）美国、意大利和作者单位资料表明,肝癌预后的改善主要由于早诊早治,并继续成为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3）保守治疗格局在变,分子靶向治疗是一个趋势。"杀癌+杀癌"的联合治疗仍有发展空间,而"杀癌+改造"的模式更值得关注。（4）癌转移观念已有更新,如转移乃全身性问题,转移不是晚期现象,免疫炎症微环境影响转移,转移主要与肿瘤干细胞有关,转移潜能可双向变。为此应重视全身性干预,包括神经、免疫、内分泌、代谢等;关注肿瘤干细胞的"改邪归正";关注抗炎剂的应用;关注中医中药。（5）杀癌疗法负面问题的干预是提高现有疗法疗效的一条捷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站得高一点,看的远一点,有助推动事物发展。

<正>(编者按:本文刊载的内容为63名专家编写的《中国肝病诊疗管理规范》白皮书的绪论和第二卷)绪论 1肝脏病学简介人类对肝脏和肝脏疾病的认识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时代,就出现了用陶土制作的动物肝脏模型。公元前400年人们已经对肝脏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年)提到了肝脓肿,公元100年土耳其卡帕多细亚医生Areteus认识到了黄疸。古罗马解剖学家盖伦(Galen,公元130~200年)描述了肝脏与胆囊和脾脏的关系。中世纪欧洲(1316年)

<正>门静脉高压症是肝硬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病理生理环节,也是肝硬化失代偿期的重要临床表现之一。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ransjugu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ic shunt,TIPS）通过在肝静脉与门静脉之间的肝实质内建立分流道,以微创的方式,从结构上显著降低门静脉阻力,是降低肝硬化患者门静脉压力的关键措施之一。选择恰当病例,可有效减少食管胃静脉曲张再出血和腹水复发等肝硬化并发症,改善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减少或延缓对肝移植的需求[1-3]。TIPS应用于临床已有20余年,在经历了一系列观念、技术、器材和联合药物治疗的探索后,目前该技术的有效性和安

恶性肿瘤的治疗模式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单项专科治疗向联合治疗,再向多学科综合治疗的转变。笔者提出了以整体医学观为基础的肿瘤多学科整体治疗(MDHT)模式以指导肿瘤综合治疗方案的设计与实施。MDHT模式涉及治疗目标、治疗方法和治疗疗程三个方面。以原发性肝癌为例,可以将整体治疗的靶向目标分为肿瘤局部病灶、区域病灶、系统病灶、器官基础病、全身内环境以及康复等六项基本目标。针对MDHT模式中各项治疗目标,可分别采用多种治疗方法的序贯疗法、同步治疗和交替疗法。整体治疗方案的实施是由不同治疗方法的多个治疗疗程来实现的。在肿瘤MDHT模式中,多学科治疗是治疗方式的体现,整体治疗是治疗目标的追求。MDHT的理念有助于指导多学科团队设计和实施肿瘤综合治疗方案。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肝癌的治疗疗效较前有所提高,但对于大肝癌的治疗仍是临床治疗难点。介绍了大肝癌的生物学特性,对大肝癌的手术治疗(包括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放射治疗的疗效进行了阐述。认为借鉴外科理念,放疗为不能手术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但如何量化肝功能储备的指标,如何限制健肝的体积及受照射剂量,联合其他局部治疗提高肿瘤控制率,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Brivanib可同时抑制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1、FGFR-2、FGFR-3、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VEGFR）-2和VEGFR-3,以达到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及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旨在总结Brivanib治疗肝癌的进展,已完成的Ⅰ和Ⅱ期临床试验结果均证实了Brivanib在肝癌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然而,1项已完成的Ⅲ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表明,Brivanib作为晚期肝癌二线治疗手段（即Sorafenib治疗失败者）并未显著改善患者的总体生存期。另1项Ⅲ期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结果也表明,Brivanib作为晚期肝癌一线治疗手段并未比Sorafenib显著改善患者的总体生存期。这2项临床试验的失败使得其他两项有关Brivanib治疗肝癌的临床试验提前终止。通过分析以上研究认为亚组分析以及事先筛选Brivanib可能获益的肝癌患者（即FGF信号途径激活的肝癌患者）也许对进一步探究Brivanib的在肝癌治疗中的角色是必要的。

Regorafenib是1种新型的多激酶抑制剂,已被批准用于转移性结肠癌和胃肠道间质瘤的治疗。旨在总结Regorafenib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进展。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已证实Regorafenib在肝癌患者中的安全性。Ⅱ期临床试验也显示Regorafenib作为肝癌患者的二线治疗手段可以较好地控制肿瘤的进展。1项正在进行的Ⅲ期随机对照试验将比较Regorafenib与安慰剂之间作为晚期肝癌的二线治疗手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分析表明Regorafenib可以有效地控制肝癌进展,有望成为晚期肝癌的二线治疗手段。

随着肝细胞癌(HCC)患病率和病死率的逐渐上升,寻找精确、简便易行而无创的早期诊断标志物越来越重要。小分子RNA(microRNAs,miRNAs)是一类内源性非编码的小RNA,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和病毒中,并且在血清和组织中均稳定表达。介绍了miRNAs作为促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总结了多种血清miRNAs在肝细胞癌中的异常表达情况。分析表明可以利用这些稳定表达的miRNAs作为早期诊断肿瘤的无创性标志物。

肝癌的发病隐匿,早期诊断困难,进展较快,临床上仅有不足30%的患者就诊时可获得手术治疗的机会,因此非手术疗法是中晚期肝癌的主要治疗方式。总结了几种主要的非手术治疗方式———血管介入治疗、分子靶向和化疗药物治疗、放疗以及局部消融治疗在肝癌治疗中的地位。认为尽管综合治疗已成为肝癌治疗的共识,但是他们在综合治疗中的地位及次序等仍未形成共识,还需要进行更多的临床研究,从而为中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好的选择。

胰腺癌是目前所有肿瘤中预后最差的肿瘤,早期局限性病变5年生存率不足20%。外科治疗水平已经处于平台期,尽管新的治疗药物不断出现,新的治疗技术不断应用,但是胰腺癌的生存并没有得到明显地改善。回顾了局部胰腺癌的治疗现状,阐明精确放疗在局部胰腺癌治疗中的疗效和作用,探讨放疗作为局部胰腺癌治疗选择的可能性,通过开展综合治疗的系列临床研究有可能改善局部胰腺癌患者的生存。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在原发性肝癌切除术中的价值。方法收集本院肝胆外科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收治的术中采用超声造影指导行肝切除术的病例资料,共计42例,将其在肝癌切除术中超声造影检查发现的病灶数目、大小、与肝内管道的关系等与术前超声、CT、术中超声发现的病灶的数目、大小、与肝内管道的关系等进行比较。结果术中超声造影检查除发现术前超声、CT等影像学检查发现的阳性病灶外,术中超声造影还能更准确的判断肝内病灶的数目、性质和病灶与肝内管道的关系等,更清楚显示了主病灶的卫星结节8例;新发现门脉癌栓共6例,其中主干2例,门脉左支1例,门脉右支3例。发现胆总管癌栓2例、下腔静脉癌栓1例;发现3例远离原病灶的小病灶(约0.5 cm)。结论在原发性肝癌切除术中超声造影能发现残留病灶,避开重要的解剖结构,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的评估三维适形放疗(3DCRT)与调强放疗(IMRT)2种不同放疗技术在原发性肝癌伴门静脉癌栓放射治疗中的优缺点。方法 20例不能手术的原发性肝癌并门静脉癌栓的患者分别进行3DCRT和IMRT 2种放疗计划设计,处方剂量均为40 Gy/20 f。比较2组计划的靶区与危及器官剂量学参数及加速器跳数(MU)。2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 IMRT在计划靶体积(PTV)的剂量覆盖、均一性及适形度均优于3DCRT(P<0.05);3DCRT与IMRT的肝V30 Gy及肝V20 Gy分别为33.55±5.67vs 29.41±2.67(P=0.001)和44.24±6.17 vs 41.28±4.59(P=0.021)。2组的正常肝组织低剂量区范围与胃、小肠、脊髓、双肾的受照射剂量并无显著性差异。3DCRT与IMRT的MU分别为303.7±35.8和377.4±33.2(P=0.000)。结论与3DCRT相比,IMRT有较满意的PTV高剂量覆盖及均匀的剂量分布。在危及器官保护方面,IMRT的肝脏高剂量区范围明显低于3DCRT,而不足的是,IMRT的治疗时间显著长于3DCRT。

目的检测Gremlin-1在原发性肝癌及肝硬化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及肝脏组织中的表达。方法收集2012年6-12月在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就诊的21例原发性肝癌及17例肝硬化患者血样,15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采用RT-PCR技术检测PBMC中Gremlin-1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10例原发性肝癌肝组织中Gremlin-1的表达。组间比较采用ANOVA方差分析。结果 Gremlin-1在原发性肝癌及肝硬化患者PBMC中表达显著升高,分别为正常对照的3.5及4.4倍,与正常对照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 4,0.002 6）;Gremlin-1在肝癌患者肝组织中高表达,阳性率为72.5%,在正常肝组织中低表达或无表达,阳性率为1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gremlin-1在高分化及低分化肿瘤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免疫组织化学显示Gremlin-1主要表达在肝肿瘤细胞膜及细胞质,部分表达在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间质细胞。结论Gremlin-1的表达与肝硬化及原发性肝癌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Caspase-9和Survivin在肝细胞癌（HCC）患者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92例肝癌患者肝癌组织及其对应癌旁正常肝组织中Caspase-9和Survivin的表达,并分析其表达与HCC临床恶性生物学行为的相关性。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法。结果 Caspase-9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低于癌旁组织,而Survivin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48、7.05,P<0.05）。在TNM分期ⅢⅣ期、门静脉癌栓、淋巴结转移的肝癌组织中Survivin的阳性表达率明显增高（χ2=5.07、6.18、8.29,P<0.05）,而在其他分组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病理分级ⅢⅣ级的肝癌组织中Caspase-9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降低（χ2=7.63,P<0.05）,而在其他分组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Caspase-9低表达和Survivin异常高表达均参与肝癌的发生过程,Caspase-9低表达可能与肝癌...

目的探讨氩氦刀冷冻消融结合I125粒子植入治疗肝门区胆管癌的疗效。方法选取本院2010年1月至2013年6月收治的5例肝门区胆管癌患者,在CT定位下先由穿刺针确定肿瘤位置及穿刺角度,后以17 mm氩氦刀刺入肿瘤组织,在最靠近冰球主胆管及左右肝管汇合处靠近氩氦刀侧置入测温针,氩氦刀与胆管壁的最近距离大于3 cm,对于包绕主干胆管的肿瘤组织,距胆管壁约0.8cm沿纵轴间距0.3~0.5 cm布置I125粒子,然后进行2个周期冷冻消融。结果本组5例患者,术后1周内疼痛症状完全缓解2例,明显缓解3例;1周内总胆红素明显下降2例,轻度升高1例。无出血、气胸等并发症。结论氩氦刀冷冻消融结合I125粒子植入对于肝门区胆管癌患者在近期内能有效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但对远期疗效的评价尚须大样本病例研究及长期随访。

目的通过观察胆管癌组织中穿膜蛋白1（DLK1）与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的表达,分析两者的临床意义及相关性。方法收集2001-2010年96例胆管癌患者癌组织,20例正常人胆管组织作为对照,采用SP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组织中DLK1与MMP-9的表达。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DLK1与MMP-9在胆管癌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9.38%和79.17%,2者显著高于在正常胆管组织中的表达（0和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3.35、31.37,P<0.05）。胆管癌中DLK1的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相关（χ2=7.46,P<0.05）;MMP-9的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相关（χ2=7.28、9.67,P<0.05）,与性别、年龄、肿瘤组织大小无关（p>0.05）。两者在胆管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正相关（r=0.41,P<0.05）。结论 DLK1与MMP-9在胆管癌中高表达,且两者呈正相关,提示可能与胆管癌的发生、发展、侵润、转移有关,其表达的检测为胆管癌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目的通过建立胆囊癌3D细胞培养模型,研究新型纳米载药系统对胆囊癌细胞的杀伤效果及作用机制。方法构建胆囊癌细胞GBC-SD的2D/3D培养模型,利用MTT、HE染色、流式细胞仪（FCM）、Hoechst/PI凋亡检测等方法探索叶酸修饰的聚己内酯基药物P（CL-co-OPD）纳米载药系统CP24对正常细胞的毒性以及载药后对胆囊癌细胞的抑制率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结果 HE染色显示纳米载药系统CP24对肝肾细胞未见明显细胞毒性。FCM法显示CP24对胆囊癌细胞无明显杀伤作用。在氟尿嘧啶（5-Fu）浓度为100μg/ml时,5-Fu-CP24组以及单纯5-Fu组在3D细胞模型下对肿瘤的杀伤和抑制效果均较2D细胞模型下减低。无论在2D/3D细胞模型下,5-Fu-CP24组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均显著强于单纯5-Fu组（P<0.05）,通过Hoechst/PI凋亡检测前者引起细胞的死亡以凋亡为主,后者以坏死为主。结论 3D细胞培养可以更加真实的反映体内细胞之间的微环境,细胞间基质的影响可能使细胞对药物的敏感性降低。携5-Fu的纳米载体比原药5-Fu能引起更多的细胞死亡,这种可降解纳米载药系统...

目的通过对153例慢性HBV感染者进行HBV逆转录酶区扩增测序,了解目前上市的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耐药位点检出情况,并分析是否存在与替诺福韦耐药可能相关的耐药位点。方法 153例患者分为2组,其中78例是未使用过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治疗的HBV携带者,75例是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经治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通过PCR扩增HBV的逆转录酶（RT）区,进行基因测序分析,了解核苷和核苷酸类药物的耐药位点及替诺福韦相关的耐药位点的检出情况。正态分布资料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资料采用秩和检验。结果在未治疗组有7例检出核苷和核苷酸类相关的耐药变异,占该组的8.97%,但并无上述替诺福韦耐药相关的位点。治疗组检出16例耐药变异,占该组的21.33%,其中1例为rtA181T+rtN236T,可能与替诺福韦耐药相关。结论未治疗组中有8.97%的患者检出耐药变异。2组患者中耐药变异的检出率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病毒基因型均无显著相关。所有患者中仅1例检出rtA181T+rtN236T。提示中国慢性HBV感染者体内预存替诺福韦可能耐药位点的比例很低。

<正>1病例资料患者,男,37岁,因"间断性发热5个月"入院。既往:患者6个月大时因先天性胆总管囊性扩张症于当地医院行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切除术。查体:右上腹部压痛,肝区叩击痛。肝功能:ALP 164 U/L,GGT 160 U/L,白蛋白30.6 g/L;CA 199247.70 U/ml。肝胆胰脾多排CT平扫影像诊断:(1)肝左叶外侧段萎缩;(2)肝内胆管多发结石;(3)肝左叶低密度影,建议CT增强检查;(4)肝内胆管略扩张积气;肝门区胆管改变及胆囊区条样气体影(图1)。患者持续高热达39.5℃,结合临床资料拟诊断为肝内胆管结石、化脓性胆管炎、肝脓肿,患者CA199高表达,不除外胆管癌可能。急诊联系超声介入科给予肝内胆管穿刺,引流出脓性胆汁约120 ml,同时行血培养回报:大肠埃希菌;胆汁培养:草绿色链球菌,给予敏感抗生素治疗。抗炎好转后行肝左外叶切除、胆道探查术,术中见肝左外

<正>1病例资料女性患者,39岁。因"反复右上腹胀痛3个月,加重2 d。"于2013年10月8日入院。曾口服消炎药、止痛药,疼痛未见明显好转。既往无肝炎、胆囊结石等病史,无手术史。腹部彩超示:肝脏实质回声密集欠均匀;胆囊增大并腔内异常回声（考虑为胆囊癌）,胆囊壁增厚。胆总管上段内透声欠佳。腹部CT示:胆囊壁部均匀增厚,胆囊区域似见片状密度增高影,胆囊窝少量积液。全身其他脏器未见肿瘤。肝功能示:ALT16 U/L,AST 31 U/L,TBil 13.7μmol/L,结合胆红素3.1μmol/L,非结合胆红素11μmol/L。血液分析示:白细胞12.1×109/L,余均未见明显异常。入院诊断:（1）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2）胆囊肿瘤,考虑胆囊癌。行剖腹探查+胆囊切除术,术中见右上

索拉菲尼可以显著改善晚期肝癌患者的预后,它主要通过拮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抗血管源性靶点及通过抑制Raf/MEK/ERK信号传导通路直接抑制肿瘤生长而发挥抗肿瘤作用。然而,频发的索拉菲尼相关的不良反应将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文中简述了小分子靶向药物索拉菲尼治疗肝癌的药理机制,归纳总结了索拉菲尼相关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特点、预防和治疗措施,并指出索拉菲尼相关的不良反应和抗肿瘤疗效相关,认为临床医生应该充分权衡索拉菲尼在治疗肝癌患者中不良反应的利与弊。

肝细胞癌(HCC)是连续、多中心、多病因的发展过程。现今已有多种药物投入HCC临床试验,但因其具有高侵袭和高转移能力,预后并不理想。阐述了聚集素(CLU)的结构特点及生物学特性;介绍了分泌型聚集素(sCLU)与HCC发生发展关系的研究进展,指出聚集素过表达可促进肝癌转移,诱导上皮间质转换,抑制肝癌细胞凋亡并可导致耐药。此外简介了第二代反义核酸药物Custirsen的分子结构,在体外可下调HCC侵袭能力。提出sCLU可从多方面促进HCC的发生发展,其分子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究。

肿瘤的发生、侵袭及转移是长久以来备受关注的问题,肿瘤细胞与其周围基质物质的关系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愈加收到重视,肝星状细胞（HSC）作为肝癌微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炎症-肝纤维化/肝硬化-肿瘤"这一发生发展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介质。介绍了HSC的来源及其活化过程,并进一步阐述HSC自身与其分泌的多种细胞因子在肝细胞癌增殖、迁移、侵袭过程中对机体免疫反应发挥的作用。认为HSC不仅是肿瘤生长的"温床",也为肿瘤抵御了免疫系统的追踪和清除。因此在单一抗肿瘤治疗无法取得明显效果时,对于肝癌微环境的多方位治疗成为值得探讨的方案。

<正>【据《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3年12月报道】题:干扰素治疗后甲胎蛋白水平可预测肝细胞癌的发生（作者Oze T等）慢性HCV感染的患者应用干扰素（IFN）治疗结束后24周,缺乏持续病毒学应答（SVR）是肝细胞癌（HCC）的重要危险因素。尽管已经知道许多治疗前的因素可以影响HCC的发生率,但是对治疗后的因素（在IFN治疗过程中发生许多改变）知之甚少。研究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收集2002至2008年在日本医院应用Peg–IFN+利巴韦林治疗的、无HCC病史的2659位慢性丙型（）（）

<正>【据《Hepatology》2014年1月报道】题:在日本成年人群中急性HBV感染后持续HBsAg阳性的风险因素分析(作者Ito K等)急性HBV进展为慢性化患者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成人急性HBV感染后病毒持续状态与HBV基因型之间的关系仍不清楚。一个关于整个日本的多中心研究,为了评价急性乙型肝炎慢性化的临床和病毒学影响因素。为了比较急性乙型肝炎持续性感染和自限性感染的区别,入组了38个肝病中心212个没有合并HIV感染的急性乙型肝炎患者,观察至HBsAg消失或HBsAg持续存在至少6个月以上。在基因A型患者出现HBsAg消失的时间明显长于非基因A型。当HBsAg持续阳

<正>【据《Hepatology》2014年2月报道】题:口服药物(Ledipasvir,Vedroprevir,Tegobuvir,Ribavirin)联合应用治疗HCV 1型初治患者(作者Wyles DL等)这是一项2期临床试验,评估几种口服药物联合应用对于初治的1型丙型肝炎不伴有肝硬化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药物包括NS5A抑制剂Ledipasvir(LDV);NS3蛋白酶抑制剂Vedroprevir(VDV);非核苷NS5B抑制剂Tegobuvir(TGV),以及利巴韦林。患者按照1:2的比例分成2组。第1组46人,使用30 mg LDV 1次/d,第2组94人,使用90 mg LDV 1次/d。所有人用VDV 200 mg 1次/d,TGV 30 mg 2次/d,以及RBV 1000~1200

<正>【据《JAMA》2013年9月报道】题:泼尼松龙联合或不联合己酮可可碱治疗对重症酒精性肝炎患者生存率的影响:1项随机临床试验(作者Mathurin P等)重症酒精性肝炎可危及生命,泼尼松龙或己酮可可碱均被推荐用于该病的治疗。但联合用药的效果仍然未知。比利时的1家医院和法国的23家医院的270例18~70岁,经活组织检查证实为酒精性肝炎的酗酒患者被纳入研究,以确定泼尼松龙联合己酮可可碱是否比单独使用泼尼松龙更有效。这项多中心、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在2007年12月至2010年3月间进行,所纳入的患者在近3个月曾出现过黄疸且Maddrey评分至少为32。随访时间为6个月,最后1例患者在2010年10月完成了研究,没有患者在随访期脱落。患者被随机分配,联合治疗组为泼尼松龙40 mg,1次/d,己酮可可碱400 mg,3次/d(n=133)共28

<正>【据《J Hepatol》2013年10月报道】题:对阿德福韦酯不完全应答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接受替诺福韦联合恩曲他滨治疗与单独替诺福韦治疗具有类似的病毒准种演变(作者Lavocat F等)体外试验表明,阿德福韦酯耐药后诱导替诺福韦交叉耐药率较低。比较对阿德福韦酯不完全应答患者,其单独应用替诺福韦以及应用替诺福韦联合恩曲他滨,两者之间的病毒动力学、核苷类似物耐药突变位点及准种演变。里昂肿瘤学研究中心Lavocat F等人通过随机双盲对阿德福韦酯不完全应答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分为2组,1组替诺福韦治

<正>发病率:指一定期间内某病新病例的发生频率,通常取自于长期随访观察的特定人群,需要做大量的人群调查随访工作才能获得,常用于流行病学调查。其计算公式为:某病发病率=观察期内新发生某病例数同期平均人口数×K患病率:也称现患率,是指某特定时间内总人口中某病新、旧病例所占的比例,通常用来表示病程较长的慢性病的发生情况。其计算公式为:某病患病率=受检人数中患某种疾病人数受检人数×K

<正>"综合征"是指一类继发的、原因比较复杂的、表现多样的症候群,亦称综合病征,包括症状与体征两部分。它代表一些(而不是一个)器官一旦发生病变或功能紊乱时同时出现的一群症状,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适应证"与"禁忌证"是一对反义词,其含义是适应指征与禁忌指征,亦可俗称为"证据",它是指诊断、治疗方法或药物在某些条件下适用,但在另一些条件下禁用。这些条件包括症状、体征、生理状态、化验结果和特殊检查结果等其他客观条件。

<正>死亡率:在一定期间一定人群中,死于某病的频率,是测量人群死亡危险最常用的指标,用于衡量一定期间某地区人群死亡危险性大小的一项指标。通常取自长期随访观察的特定人群,需要做大量的人群调查随访工作才能获得。常以年为单位,多用千分率、十万分率表示。其计算公式为:死亡率=某期间内(因某病)死亡总数/同期平均人口数×K,K=100%,1 000/千或10 000/万。病死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患某病的全部患者中因该病死亡者的比例。病死率表示确诊疾病的死亡概率。它既可表明疾病的严重程度,也可反映医疗水平。其计算公式为:病死率=某时期内因某病死亡人